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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译文
注释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怨诗楚调:汉代乐府《相和歌》中有《楚调曲》,《楚调曲》中有《怨诗行》,简称怨诗。庞主簿:指庞遵,字通之,诗人的朋友。古代官府,上自御史府,下至州县,都有主簿一官,职掌簿书。邓治中:其人名字与事迹不详,亦为诗人之友。汉置治中从事史,简称治中,为州之佐史。居中治史,主众曹文书,故名治中。“天道”二句:是说鬼神之事渺茫难知。天道:天理。
结发念善事,僶(mǐn)俛(miǎn)六九年。
结发:束发,指十五岁。此处指青年时。善事:做好事。僶俛:勤奋努力。六九年:五十四岁。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
弱冠:指二十岁。其时体尤未壮,故称弱冠。逢世阻:陶渊明年轻时,时局非常混乱,前秦曾大举入寇,江西一带又遭遇饥荒,所以说“逢世阻”。始室:三十岁。丧其偏:古代死去丈夫或妻子称为偏丧,这里指丧妻。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zì)中田。
“炎火”句:此句是说,酷热的阳光老是像火一样的燃烧。指遭到了旱灾。螟(míng)蜮(yù):螟和蜮是危害禾苗的两种害虫。泛指害虫。恣中田:在田里肆意为害。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chán)。
廛:古时一户占用地。不盈廛:不满室。谓所收获粮食不多。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长抱饥:一作“抱饥长”。夏日长,抱饥时间也长。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造:至。乌:指太阳。相传日中有三足鸟,故称太阳为金乌。
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
离忧:遭遇到忧患。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
名:名声。当时陶渊明已有高隐之名。
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
锺期:即钟子期,春秋时楚人,是伯牙的知音朋友。《列子 汤问》:”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峨峨然若泰山”;志在流水,曰:“洋洋然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绝弦,以无知音者。”这里用以指庞主簿、邓治中,意思是说他们一定也能像钟子期那样体会到这“悲歌”的含义。信:诚然。
参考资料:
译文注释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天道幽深而玄远,鬼神之事渺难算。
怨诗楚调:汉代乐府《相和歌》中有《楚调曲》,《楚调曲》中有《怨诗行》,简称怨诗。庞主簿:指庞遵,字通之,诗人的朋友。古代官府,上自御史府,下至州县,都有主簿一官,职掌簿书。邓治中:其人名字与事迹不详,亦为诗人之友。汉置治中从事史,简称治中,为州之佐史。居中治史,主众曹文书,故名治中。“天道”二句:是说鬼神之事渺茫难知。天道:天理。
结发念善事,僶(mǐn)俛(miǎn)六九年。
年少已知心向善,五十四岁犹勤勉。
结发:束发,指十五岁。此处指青年时。善事:做好事。僶俛:勤奋努力。六九年:五十四岁。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
二十岁上遭时乱,三十丧妻我独鳏。
弱冠:指二十岁。其时体尤未壮,故称弱冠。逢世阻:陶渊明年轻时,时局非常混乱,前秦曾大举入寇,江西一带又遭遇饥荒,所以说“逢世阻”。始室:三十岁。丧其偏:古代死去丈夫或妻子称为偏丧,这里指丧妻。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zì)中田。
旱天烈日似火烧,害虫肆虐在田间。
“炎火”句:此句是说,酷热的阳光老是像火一样的燃烧。指遭到了旱灾。螟(míng)蜮(yù):螟和蜮是危害禾苗的两种害虫。泛指害虫。恣中田:在田里肆意为害。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chán)。
风雨交加来势猛,收获不足纳税钱。
廛:古时一户占用地。不盈廛:不满室。谓所收获粮食不多。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夏日缺粮长饥饿,冬夜无被受冻寒;
长抱饥:一作“抱饥长”。夏日长,抱饥时间也长。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夜幕降临盼天亮,日出却愿日落山。
造:至。乌:指太阳。相传日中有三足鸟,故称太阳为金乌。
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
我命自苦难怨天,遭受忧患心熬煎。
离忧:遭遇到忧患。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
死后名声何足叹,在我视之如云烟。
名:名声。当时陶渊明已有高隐之名。
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
慷慨悲歌孤独心,唯有知音晓哀怨。
锺期:即钟子期,春秋时楚人,是伯牙的知音朋友。《列子 汤问》:”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峨峨然若泰山”;志在流水,曰:“洋洋然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绝弦,以无知音者。”这里用以指庞主簿、邓治中,意思是说他们一定也能像钟子期那样体会到这“悲歌”的含义。信:诚然。
参考资料:
赏析
作品分前后两段,前段十四句,诗人从自己半生的艰难遭遇出发,对自古以来众口所说的天道鬼神的存在提出了怀疑。开头两句是结论,是贯穿全段的。下面的十二句是这个结论所由得出的事实根据。他说:从刚刚成人(结发)那个时候起,我就一个心眼地想着做好事,苦力巴结(僶俛),到现在已经五十四岁了。自己的遭遇又是如何呢?二十岁(弱冠),世道乱离,苻坚南侵;三十岁(始室),家门不幸,死了妻子。再以后就是天灾屡降,气候反常,先是荒旱不已,螟蜮丛生;接着又是狂风暴雨,铺天盖地,闹得庄稼收不了一把,从而挨冻受饿,自己的经济生活现在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了。看看这种现实,这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福善祸淫”的天道鬼神。后段共六句,写他面对目前这种艰难处境的思想活动。他愤慨地说:我今天陷入到这个如此穷困悲凉的境地,这都怪我自己,怨不得什么别的天命或人为;历代圣贤不总是教导人们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名垂青史,像画麒麟么,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就如同过眼的烟云一样无足轻重,我自己在这里慷慨悲歌,我别无他求,我以有你们这两位像锺子期一样的知音人而感到欣慰与自豪。
这是表现陶渊明晚年的生活景况及其思想情绪的一篇极其重要的作品。陶渊明以“田园诗人”著称,他的作品流传最广而又最脍炙人口的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这种文,和《归园田居》、《和郭主簿》、《饮酒》这种诗。后来经过鲁迅先生的批评提醒,人们又开始注意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少数所谓带有点“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而真正了解陶渊明晚年的生活与思想的读者仍是不多。因此,读者有必要向了解《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
首先,这首诗描绘了诗人晚年悲惨的生活情景,他已经到了挨饿受冻,无法维持的境地。他“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以至冻得“造夕思鸡鸣”,夜间盼着快点天亮;饿得“及晨愿乌迁”,白天又盼着快点天黑。这是多么难熬,多么难以忍受的岁月啊!反映陶渊明晚年的这种悲惨困苦生活,可以用来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相参证的,还有《杂诗》,其中说:“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还有《饮酒》,其中说:“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词语都几乎一样。回想陶渊明归田的初期,那时他的家庭尽管不很富,但至少还保持着一个小康局面。他的居住情况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他的饮食情况是“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当隐士,自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好景不长,四十四岁那年他家中失了大火,“一宅无遗宇”,什么都给烧得精光了。从此他的生活日益贫困,他的参加劳动也不得不由原来的观赏性、点缀性而逐渐地变成了维持生活的基本手段。也正因此,自然灾害对于陶渊明也就成为一个关系极其紧密的问题了。例如眼下陶渊明的困境就是由于“炎火屡焚如,螟蜮滋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这种原因造成的。这样的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的经历中极为少见。
其次,它表现了诗人晚年对社会现实的极大愤慨与不平,他满腹牢骚,甚至连天道、鬼神都恨起来了。他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从自己的切身遭遇可以证明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与此相近,他在《饮酒》诗中还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情绪都是非常激烈的。在这里,他表面上是指着天道鬼神,实际上他的批判矛头乃是指向当时的黑暗社会,指向那个掌握着人类命运的腐朽的统治集团。陶渊明这时的思想情绪和他归田初期的那种面貌大不相同了,归田初期他总爱唱那种“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的高调,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归去来辞》中他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时的陶渊明是以和平恬淡,与世无争著称。现在则不同了,牢骚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大。不是他的修养水平降低了。鲁迅先生说:“‘雅’要想到适可而止。‘雅’要地位,也要钱。”(《病后杂谈》)不论谁要说“安贫”,那他首先得保持一种至少是不太贫的经济条件。否则要想使人“安”得住,而且还要“乐”起来,那是很难的。陶渊明先前总爱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颇有点像是读书弹琴成癖的样子。可是到了晚年写作《咏贫士》,当他已经“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时候,他也就“诗书塞座下,日昃不遑研”了。越穷越苦,思想矛盾也就越多,情绪也就越激烈,这是人之常情,是真实的。陶渊明的诗歌以真实著称,但若以后期这种艰难地写痛苦写愤怒的作品,和前期那种轻易地写快乐写恬淡的作品比起来,则是后期作品表现的思想更真切、更实在。
第三,作品表现了陶渊明在这种极其痛苦难熬的生活中的意志坚定,宁死不移。他已经横下一条心来,无论怎样穷困,他再也不出去作官,再也不去和那个黑暗的上层社会同流合污了。他说:“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这是什么意思?比陶渊明早百余年的放诞派张翰曾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不是陶渊明也像张翰那样肆无忌惮地蔑视前代圣贤的古训,他所蔑视的正是当时官场中像苍蝇追逐血腥一样所追逐的那种东西。他说他之所以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这都怪他自己,怪不得天道鬼神或其他人事。这不是真话,这是牢骚,这是他在变相地表现他对当时政治的不平,同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坚守了节操,在精神道德上获得了胜利的骄傲与自豪。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与黑暗官场不合作,蔑视功名利禄而隐居田园去当清闲地主的,历代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忍冻受饿,竟至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地宁可去向人家乞食,也决不回头,而一直挺下去,直至老死田园的,却除了陶渊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陶渊明的气节是感人的,陶渊明的骨头的确比别人硬。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是以淳朴实在著称,所以梁启超曾经说,“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读者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渊明,而陶尤为甘脆鲜明”(《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他晚年写的这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就如同一位老朋友用连珠一般的语言在诉说他一系列的不幸,在那里发牢骚,在那里怨天恨地,在抒发他对现实社会的愤愤不平。这首诗和他归田初期作品中的那种宁静恬淡、情景交融比起来,是变得更为愤激、更为质直了,但是陶渊明作品中那种突出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却是始终一贯的。他有乐说乐,有苦说苦,有牢骚不平也决不故意掩饰。他的语言是那样浅近、凝练、生动、准确,例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种对于受冻者在冬天的长夜里盼望天亮,盼着快点日出;挨饿者在夏天的长昼里盼着天黑,以为上床不动,肚子也可能会好受一些的心情的描写,没有一点实际感受的人莫说是写不出,就是想也恐怕难以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