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我将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译文
注释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gǔ)文王,既右飨(xiǎng)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我:周武王自称。将:捧。享:献祭品。右:通“佑”,保佑。仪式:法度。刑:通“型”,效法。典:典章制度。靖:平定,治理。伊:语助词。嘏:福。一说通“假”,伟大。既:尽。右:助。朱熹《诗集传》则以为神灵“降而在祭牛羊之右”。飨:享用祭品。夙夜:早晚,指勤政。于时:于是。
参考资料:
译文注释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gǔ)文王,既右飨(xiǎng)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奉上祭品献神灵,祭品有牛还有羊,祈求上天佑周邦。效法文王的典章,日日谋求安四方。伟大文王英名扬,配祀上帝祭品享。我们早晚勤努力,遵循天道畏天威,才能保佑我周邦。
我:周武王自称。将:捧。享:献祭品。右:通“佑”,保佑。仪式:法度。刑:通“型”,效法。典:典章制度。靖:平定,治理。伊:语助词。嘏:福。一说通“假”,伟大。既:尽。右:助。朱熹《诗集传》则以为神灵“降而在祭牛羊之右”。飨:享用祭品。夙夜:早晚,指勤政。于时:于是。
参考资料:
赏析
《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按传统说法,《诗经》是配乐舞的歌词,即诗乐舞三位一体。王国维曾怀疑这一说法,但他撰《周大武乐章考》研究《大武》的歌辞时还是按这一原则进行的,即认为《大武》六成有诗六篇。据《毛诗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的说明,与《大武》有关的诗为《武》、《酌》,又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数语,提及《大武》中诗有《武》、《赉》、《桓》。这样,六篇就确定了四篇。王国维又根据《周颂》末四篇的排列顺序,认为《般》诗为其中一篇。又据《礼记·祭统》“舞莫重于《武宿夜》”一语,推断还有一篇诗,其中有“宿夜”一词,“宿夜”即“夙夜”,他认为《昊天有成命》即《武宿夜》,当为《大武》之第一篇歌诗,以下依次为《武》、《酌》、《桓》、《赉》、《般》。后经冯沅君、陆侃如,尤其是高亨的详细考辨,断定《大武》第一篇当为《我将》(详见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一文),并重新排列了后四成歌诗的次序。于是,《大武》六成的六篇诗的排列次序确定为:《我将》、《武》、《赉》、《般》、《酌》、《桓》。
《周颂·我将》诗始言奉献牺牲于天帝,祈求天帝保佑。据《乐记》,《大武》一成象征武王出征,周人出征,必先祭祀天帝,求得天帝的保佑,此诗的首三句说的就是这事。次言继承文王之遗志,以求“日靖四方”,也就是统一并安定天下。文王时代,伐犬戎,伐密须,伐耆,伐邘,伐崇,文王殁后,武王欲完成文王未竟事业,伐纣克商,追思文王创业之功,深觉当遵循文王行之有效的种种法典。末言夙夜“畏天之威”,是说自己日夜不忘天帝和文王之命,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早日安定天下。对武王而言,天命和文王之典是一致的,文王的遗志也就是“天威”(天命之威)。这就是此诗把祭祀文王和祷告上天合而为一的缘故。全诗自始至终,都用第一人称的口气,即周武王出兵之前向父亲的神灵和上帝陈述出兵的目的,并祈求保佑。其语言质朴,充满敬畏之情。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奉上祭品献神灵,祭品有牛还有羊,祈求上天佑周邦。效法文王的典章,日日谋求安四方。伟大文王英名扬,配祀上帝祭品享。我们早晚勤努力,遵循天道畏天威,才能保佑我周邦。
注释
我:周武王自称。将:捧。
享:献祭品。
右:通“佑”,保佑。
仪式:法度。刑:通“型”,效法。典:典章制度。
靖:平定,治理。
伊:语助词。嘏(gǔ):福。一说通“假”,伟大。
既:尽。右:助。朱熹《诗集传》则以为神灵“降而在祭牛羊之右”。飨(xiǎng):享用祭品。
夙夜:早晚,指勤政。
于时:于是。
赏析
《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按传统说法,《诗经》是配乐舞的歌词,即诗乐舞三位一体。王国维曾怀疑这一说法,但他撰《周大武乐章考》研究《大武》的歌辞时还是按这一原则进行的,即认为《大武》六成有诗六篇。据《毛诗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的说明,与《大武》有关的诗为《武》、《酌》,又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数语,提及《大武》中诗有《武》、《赉》、《桓》。这样,六篇就确定了四篇。王国维又根据《周颂》末四篇的排列顺序,认为《般》诗为其中一篇。又据《礼记·祭统》“舞莫重于《武宿夜》”一语,推断还有一篇诗,其中有“宿夜”一词,“宿夜”即“夙夜”,他认为《昊天有成命》即《武宿夜》,当为《大武》之第一篇歌诗,以下依次为《武》、《酌》、《桓》、《赉》、《般》。后经冯沅君、陆侃如,尤其是高亨的详细考辨,断定《大武》第一篇当为《我将》(详见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一文),并重新排列了后四成歌诗的次序。于是,《大武》六成的六篇诗的排列次序确定为:《我将》、《武》、《赉》、《般》、《酌》、《桓》。
《周颂·我将》诗始言奉献牺牲于天帝,祈求天帝保佑。据《乐记》,《大武》一成象征武王出征,周人出征,必先祭祀天帝,求得天帝的保佑,此诗的首三句说的就是这事。次言继承文王之遗志,以求“日靖四方”,也就是统一并安定天下。文王时代,伐犬戎,伐密须,伐耆,伐邘,伐崇,文王殁后,武王欲完成文王未竟事业,伐纣克商,追思文王创业之功,深觉当遵循文王行之有效的种种法典。末言夙夜“畏天之威”,是说自己日夜不忘天帝和文王之命,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早日安定天下。对武王而言,天命和文王之典是一致的,文王的遗志也就是“天威”(天命之威)。这就是此诗把祭祀文王和祷告上天合而为一的缘故。全诗自始至终,都用第一人称的口气,即周武王出兵之前向父亲的神灵和上帝陈述出兵的目的,并祈求保佑。其语言质朴,充满敬畏之情。
译文
注释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wèi);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逐走:竞跑,赛跑。逐:竞争。走:跑。入日:追赶到太阳落下的地方。欲得饮:想要喝水解渴。河、渭:即黄河,渭水。北饮大泽:大湖。传说纵横千里,在雁门山北。北:方位名词用作状语,向北方,向北面。道渴而死:半路上因口渴而死。邓林:地名,今在大别山附近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处。邓林即“桃林”。未至:没有赶到。渴:感到口渴。弃:遗弃。为:成为。逐日:追逐太阳。于:到。(饮于河、渭中的于,应译为到,介词)大泽:大湖。足:够。(因为足的意思等同于够,所以 足够:同义复合词)
译文注释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wèi);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夸父与太阳赛跑,一直追赶到太阳落下的地方;他感到口渴,想要喝水,就到黄河、渭水喝水。黄河、渭水的水不够,往北去大湖喝水。还没到大湖,在半路因口渴而死。而他丢弃的手杖,就化成桃林。
逐走:竞跑,赛跑。逐:竞争。走:跑。入日:追赶到太阳落下的地方。欲得饮:想要喝水解渴。河、渭:即黄河,渭水。北饮大泽:大湖。传说纵横千里,在雁门山北。北:方位名词用作状语,向北方,向北面。道渴而死:半路上因口渴而死。邓林:地名,今在大别山附近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处。邓林即“桃林”。未至:没有赶到。渴:感到口渴。弃:遗弃。为:成为。逐日:追逐太阳。于:到。(饮于河、渭中的于,应译为到,介词)大泽:大湖。足:够。(因为足的意思等同于够,所以 足够:同义复合词)
赏析
1、夸父是一位怎样的人物?你如何理解(怎样认识)这一人物形象?
答:夸父是位神奇的人物,他是一位善于奔跑的巨人,与太阳“逐走”。 夸父有明确追求,他勇敢、执着;有理想、有抱负、有牺牲精神、甘为人类造福。这一人物形象,具有超现实的,夸张的浪漫主义色彩。
2、 “逐日”的意思是:追逐太阳 怎样理解这一行为?
这一行为体现了夸父的英雄气概,表现了一种勇敢追求、死而不已、甘为人类造福的精神,使整个神话更具有浪漫主义的魅力。反映了古代人民探索、征服大自然的强烈愿望和顽强意志。
3、怎样看待夸父敢于“与日逐走”?( 夸父敢于逐日,你如何看待他?)
答:此题为开放题,① 从积极角度看:表现了夸父宏大的志向、勇敢追求,巨大的力量和气魄。英勇的气概。为人类造福死而后已的积极意义 ② 从消极角度看:表现了夸父不自量力。
4、不是,“夸父与日逐走”,夸父是不是自不量力?
答:这个神话主要是表现夸父宏大的志向和豪壮的气魄,也正是因为日不可以逐,才更加显现出夸父那令人赞叹和佩服的勇气。
5、如何理解“弃其仗,化为邓林。”的结尾?
答:丰富了这一神话的内涵,丰满了夸父的形象,表现了一种勇敢追求、死而不已、甘为人类造福的精神,使整个神话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2分)
6、若夸父没有渴死在半路上,他最终能赶上太阳吗?说说理由。
答:不能。因为太阳和地球是不同的两个星球,没有一条供夸父赶到太阳的路。这样写具有超现实的理想,夸张的浪漫主义魅力。
7、《山海经》中保存了一些人们熟知的神话,你还能写出一个吗?神话故事中还有夸父一样的人物吗?说说看 答①《精卫填海》。②《精卫填海》中的精卫,《后羿射日》中的后羿。
8、从这个故事中,你看到了夸父哪些优秀品质?
答:有胆量有决心,目标远大,气魄非凡,意志坚强。
译文
注释
有龙于飞,周遍天下。
五蛇从之,为之承辅。
龙返其乡,得其处所。
四蛇从之,得其露雨。
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
桥:《艺文类聚》作“槁”,是。
参考资料:
译文注释
有龙于飞,周遍天下。
一条龙背井离乡飞翔,行踪不定游遍了四面八方。
五蛇从之,为之承辅。
五条蛇追随在左右,作为辅佐陪侍在它身旁。
龙返其乡,得其处所。
有一天龙飞回到故乡,得到了安身立命的合适地方。
四蛇从之,得其露雨。
四条蛇追随在左右,得到了龙的雨露滋养。
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
一条蛇羞于再与龙蛇相处,宁愿干死在荒凉的原野上。
桥:《艺文类聚》作“槁”,是。
参考资料:
赏析
全歌自始至终以“龙”比喻晋文公,以蛇比喻追随晋文公的臣子。前四句为第一部分,以龙飞天下,喻指晋文公前后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以五蛇追随辅佐,喻指其追随者的情况。据《史记》,重耳流亡,足迹遍及于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其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赵衰、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五位贤士,《左传》所述五人与此有出入。
后六句为此歌的后一部分,说重耳返晋,即位后的事。歌中以龙施露雨于四蛇,喻指五贤士中四人得其封赏;羞于封赏而槁死于中野的“一蛇”,则是指介之推。按之《史记》与《左传》,介之推都不在五人之中;这是先秦系统的《龙蛇歌》与史书记载的一点重大差别。至于介之推“羞之”的原因,《左传》与《史记》中都是说得很清楚的。介之推认为,重耳之得以回国立为晋君,乃是天意,而赵衰、魏武子等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竟获得封赏,这是“上(指晋文公)下(指赵衰等人)相蒙”,对于这样的君臣,是很难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可见所谓“羞之”,也就是羞于与这些人为伍。故归隐绵山,至死不出。
从自全名节、洁身自好的角度说,介之推确实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清高之士的一个典型。我国古代相传至今的寒食节——清明前一日禁火,有一种说法认为即是为纪念介之推被焚而设,足见介之推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文公的封赏,从历史记载看来,大体上是做到了论功行赏且是甚得民心的,故《史记》说:“晋人闻之,皆说(悦)。”介之推全盘否定文公的封赏,并由此而宁死也不愿为其效力,平心而论,其看法与做法都是过于偏激、并不可取的。
这首《龙蛇歌》的特色是通篇用比。古代诗法“赋、比、兴”中的“比”,在近代修辞学中可以大别为“比喻”与“比拟”两大类。“比喻”,即打比方,以甲物比乙物;“比拟”,则是将物拟人(简称拟人)或将人拟物(简称拟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把红海棠花说成“红妆”(穿红衣服的女子),是拟人;“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白居易《女道士》),把肌肤白皙、穿着素净的女道士比成半峰白雪、一枝白莲,是拟物。《龙蛇歌》以龙蛇比君臣,也是属于拟物一类。“比拟”的写法较之直言的“赋”体,从消极一面说,可以避免过分的直露;从积极一面说,则是可以更加婉转曲达自己深刻的内心体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龙蛇歌》中的“拟物”,与一篇中部分采用拟物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只是作为一种手法存在,而且已成了全篇的一种基本构思。因而,作品不仅在具体字句上具有比喻性,而且在全篇文意上具有象征性——在这看似新奇的童话般的动物世界里,真正在上演的乃是一幕幕风云变幻的人间的活剧。至于此诗的语言风格,与绝大多数早期古诗一样,显得相当平浅朴实;但由于所述内容关系到一个有名的君臣关系的故事,且延伸及于有关民情风俗的“寒食”节,所以虽只短短十句诗,仍是颇为耐读、颇让人寻味的。
译文
注释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jǔ)能,讲信修睦(mù)。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guān)、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fèn),女有归。货恶(wù)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wù)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矜 同:鳏)
大道:古代指政治上的最高理想。行:施行。为:是,表判断。与:通“举”,选举,推举。修:培养。亲:意动用法,以为亲,亲近。矜:通“鳏”,老而无妻的人。孤:幼而无父的人。独:老而无子的人。废疾:残疾人。分:职分,指职业、职守。归:指女子出嫁。恶:憎恶。藏:私藏。是故:因此,所以,这样一来。谋闭而不兴:奸邪之谋不会发生。闭:杜绝;兴:发生。作:兴起。故:所以。外户泛指大门。闭:关闭。谓:叫做。大同:指儒家的理想社会或人类社会最高准则。同:有和、平的意思。
参考资料:
译文注释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jǔ)能,讲信修睦(mù)。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guān)、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fèn),女有归。货恶(wù)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wù)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矜 同:鳏)
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选拔出来,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所以人不仅仅以自己的亲人为亲人,以自己的子女为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有职务,女子有归宿。反对把财物弃置于地的浪费行为,但并非据为己有;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奸邪之谋不会发生,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发生。所以大门都不用关上了,这叫做理想社会。
大道:古代指政治上的最高理想。行:施行。为:是,表判断。与:通“举”,选举,推举。修:培养。亲:意动用法,以为亲,亲近。矜:通“鳏”,老而无妻的人。孤:幼而无父的人。独:老而无子的人。废疾:残疾人。分:职分,指职业、职守。归:指女子出嫁。恶:憎恶。藏:私藏。是故:因此,所以,这样一来。谋闭而不兴:奸邪之谋不会发生。闭:杜绝;兴:发生。作:兴起。故:所以。外户泛指大门。闭:关闭。谓:叫做。大同:指儒家的理想社会或人类社会最高准则。同:有和、平的意思。
参考资料:
赏析
译文
注释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产”,生,出生。“并”,吞并。“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于公元前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ì,蔓延,延续。“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年。“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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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注释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侍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产”,生,出生。“并”,吞并。“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于公元前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ì,蔓延,延续。“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年。“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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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